148.初中消失！
叶枝他们出现在镇中学我母校大门外。
叶枝，初66级4班学生，我校著名细腰美女。当年拼命打乒乓球、跑100米、跳舞唱歌，全校谁都知道。现在老同学们叫她叶子楣，她也并不生气。
这里现在是大门，过去是后门，门外到处是田野，有一条活泼流淌的小溪，岸边长着竹林。右手是一个砖窑，我们经常在那里劳动。
现在，小镇扩张，和学校连为一体，小溪和砖窑消失。
校门出来那条泥路现在是一条通往365国道的水泥路，汽车、摩托车、电瓶车、自行车、学生、农民、居民、来来往往，永不间断。路边是两家开发商修的商品房，有着时尚的名称：追梦名邸、四季春城。
四季花那个城呦，绿化带与整齐的花圃，不见当年野草野花！
还有许许多多店铺与饭馆，门面花花绿绿，都是针对我母校的学生。
当年我们唯一仰仗的是伙食团，小镇离学校非常遥远。并且无论富裕还是贫穷人家的子弟，都没有进餐馆的习惯。那时的钱，是以“分”来计算的。
叶枝们渐渐接近了大门，一看就是开同学会。三五成群，脸上兴奋，抢着说话，东指西指。
同学会同学会，整散一对是一对。
我们1班是从来不开同学会的，3班也不开，2班和4班年年开。2班官多，富人多，3班是农民子弟班。
咱们1班最优秀！不吹牛，纪律、学习、我们的班主任和各科老师，都是全校最优秀的，只是体育干不过4班，文艺表演与他们旗鼓相当。而他们的导演是大学里的文艺尖子的随班老师——副班主任；而我们班的导演是许慧同学——大马电站职工女儿，都江堰来的，说成都话。
不知道我班为什么不开同学会，也许是我们班集中了学习尖子，这种人情商往往很低，不喜欢社会活动，也许是运动中两派对立太尖锐，伤了感情。
但两派对班主任老师管得太严都是印象深刻。
——那天我是正好路过母校门口。
4班的同学发现我，就把相机塞给我，我只好随着他们走进母校。
远远望见那个熟悉的打钟台，大家都从喉咙深处发出欢呼赞叹的声音。
记得打钟台四周是石栏杆，在一棵树冠庞大的桂圆树上挂着一口大钟，虽然有电铃已经很久，但在停电的日子继续发挥作用。负责打钟的工人我们老师吩咐叫他王工友。
桂圆树下是几个石桌，石桌旁有石凳，周围是矮矮的石栏杆，这儿好像永远吹着微微的风。
母校的一切都变了样——除了这个钟台和校长曾经居住的小院，还有在这楼房席卷大地的时代奇迹般保留下来的我们四个班的瓦顶平房教室。
打钟台上那棵桂圆树似乎一直这样地枝叶茂盛，树干黄得安详，树叶绿得发亮，且几十年来并不见有明显的长大，仿佛一直等待我们的归来。校园内桂圆树很多，记得语文老师讲《荔枝图序》那一课，由于没有荔枝树，就把我们带到桂圆树下，讲什么是“树形团团如帷盖”。
钟台后面就是当年我们四个班的教室，呈扁长的“田”字，旁边墙上曾由美术老师贴出我和一些同学的素描，教室后面是我办的板报。由于过去的前门成了现在的后门，所以从那时看来，我们的这四间教室是在钟台的前面。
操场左边高高的银杏树和女贞树，这些树后面的一溜洋房：理化实验室、图书室、阅览室、小会堂、各科老师的办公室、小花园以及洋房西边的菜地、一溜教室以及女生院，统统消失，代之以大片空地与座座高楼——这是一个水泥化的时代。
打钟台上的石桌旁，我曾经在一段时间用一天天的课外活动时间读完了康式昭、奎成的《大学春秋》，至今记得有一个很左的学生叫“乌力吉”，师生们都团结在他的周围。
钟台下的花圃里，我们曾经捉迷藏。
我们曾经骑在同学的肩上，以他作战马和另外的同学战斗，看谁把谁打下马来。
我们射拱。最高的拱，做拱的人站直身体勾着头等排队的人一个个去射，谁除双掌外碰着他的身体谁就替换他做拱。射拱的人一个接一个飞跑过去，按着他的肩，腾空而起，从他头上飞过去。由于这最高的拱，最最吃力，人人脱掉上衣。所以叫做“每人脱衣”，智商低情商高的就误以为是“美人脱衣”。一拱、二拱、三拱、每人脱衣，做拱的同学渐次舒展身体，高度随之加高。一拱最好射，很多人不按“拱”的双肩，直接跳过去，做出轻敌的样子。
我们还跳大绳。绳是生产劳动园地里的棉花杆皮搓成，10米长，可以供十几个同学同时跳，
只是甩绳的格外劳累。
我们经常活动的打钟台下花圃外这一带往前去是篮球场，是年轻的老师们每天活动的地方。
篮球场旁边女贞树上倒挂下
来的竹竿上，常常有同学以各种姿势包括倒立的姿势往上爬，还有人在树上捉迷藏，当猫的人用手巾蒙住眼，在茂密粗壮的树枝上摸来摸去。
这三项危险活动我都参加。
每天在球场上活跃的年轻老师有语文刘老师、数学朱老师、体育邓老师，物理李老师、化学袁老师，那时他们大学毕业分来不久。
我的作文总是被语文刘老师在各班念来念去，他经常在报刊发表作品。由此叶枝这个4班的美女特地到我班来看看写这些作文的同学什么样，结果觉得不咋样，原话是“你就是邓宁啊？”。
班主任兼英语老师姓李，他让我当学习委员，让我每天填写教务日志：哪一个老师上的什么课，什么内容，然后让上课老师给课堂纪律打分。李老师又让我每天在黑板左侧用英语写当天课程表，李老师又推荐我到学生会学习部。
本班美女许慧是10多里外的电厂的子女，随父母从都江堰迁来，口音和穿着都很洋气，在我们这些小镇土著看来，就像今天的洋妞。他每天上午和下午第一节课走到讲台前，从容起音、打拍子，姿势优美，指挥我们唱：“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谁都说咱岛儿荒，全是那石头和茅草，啊啊啊啊啊。。。。。。“，”印象中他最爱起这首歌。其次是《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再其次是“天下的风光哪儿最美？公社的山来公社的水。。。。。。”。
这是我的主观印象，其实她最爱指挥大家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全市的语文教研课在我们班进行，刘老师当着全市那么多语文老师，紧挨着抽我和许慧回答问题。许慧很兴奋，通过另一个女同学递给我一张纸条：“邓宁是个100分大王！”
突然，在我班上十来位电站子弟中，唯独她迁回都江堰！
多么优秀的一位文体委员！她竟然一个人导演了我班的一个组舞——丰收舞，从播种育秧到插秧薅秧到收割晒谷交公粮，都有舞蹈，当女同学们唱起“和风吹来哎哎嗨哎哎嗨哎呦，绿油油的秧苗儿迎风摆……”的歌声时，我们出场，双手叉腰，右脚在左脚的脚踝两旁各点一下，然后斜伸出去，左脚在右脚的脚踝两旁各点一下，然后斜伸出去——后来初中毕业下乡插队，在田里薅秧，动作果然是那个样子。
我无论如何给他写了一封惜别信，托电站子弟同学代交，被班主任李老师发现了，并没有处理我。
几十年后我做了教师，许慧做了省教育报的编辑。恰好他们向学生征文，我学生向他们投稿，她不动声色发了好几篇我学生的作文，并且不怎么样的也登载在头条，我感到奇怪，一看版块编辑的名字，立刻明白了——她认出了我学生的“指导老师”。
相隔几百里，我们班又从来不开同学会，这个故事就此结束。
我和魏琴是班上最腼腆的，运动中又分属两派，想不到插队的时候下在一个公社，到我大队还必须经过她的大队，朋友们怂恿我追她，我写诗一首，被她答曰：“没有必要。”我们都没有当教师的优势，可我们竟都当了教师，在学校名不见经传的她教高中——正在申请“国重”的省重点高中，我这威风八面的学霸却只教个乡初中。
世事难料，人生无常啊！啊啊！
而关于初中的记忆是永恒的。
叶枝此时见我孤掌难鸣，趁机翻案，说他们4班才是“学习最好的班”！
为了捍卫我班荣誉，我说：“你们班谁的作文在其他班念过？请举出来！”
她张口结舌。
他们班只不过?学生全都来自那个有名的煤矿，男女生都健壮，都活泼，都漂亮，学习嘛，不咋地。
叶枝下乡插队劳动好，贫下中农推荐她读了外国语学院，回母校教了英语——想不到啊想不到，她是唯一一个回母校教书的！他们班矿工子弟出身好，加以劳动力好，参军、读书、被提干的多，工作都是好单位，什么国企，什么银行，什么公务员，什么领导，一个个老了还活得天真活泼。
叶枝还嫁了个军官，本班的。
“不管你怎么说，学习成绩就是我们班最好！”叶枝任性起来，4班同学纷纷附和，纷纷起哄。
向熟悉的校园四下一望，没一个我4班同学，情急中吼道：“你班美女到我班上看我干什么？”
“有什么了不起？像个农民！”叶枝应声答道，可见是当年真情实感。
“我淳朴啊！我劳动人民啊！”我也应声答道。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当年真是巴不得出身劳动人民，6年间（由于运动，我们的初中读了6年）昼思夜想，所以这也是我当年的真情实感，所以也是脱口而出。
“你劳动人民？你下乡几年？”
“7年！”
叶枝不作声了，
我们那一代人，比的就是这些。
我很庆幸她不拿体
育和我比，一比，我们班就垮了。
他们就站在钟台前，叫我照相。
他们又站在他们班教室前，叫我照相。
照完相，乱哄哄的，有人说起张永超和于淑容死了，让我大吃一惊，这是两个当年学生中最最生龙活虎的人物！
张永超100米冠军，于淑荣3000米冠军。精悍的张永超在我校编演的话剧《雷锋》中扮演恶霸地主的调皮捣蛋的少爷，丰满的于淑容扮演恶霸地主的姨太太。我班邓祥，校长的大儿子，扮个解放军，和一二十个解放军从布景墙这头进去，从那边出来，出来进去，仿佛过不完的解放军。
布景是美术老师冯老师画的，她从电影制片厂美工下放，在画的墙上贴上真的标语，就很像真的街道了。
我们那时的老师真值得我们骄傲！导演各班舞蹈（我班除外，徐慧同学导演）的物理老师竟然是师范大学学校舞蹈队队长，一个年纪轻轻的右派。
想到4班两个最生动的同学已经作古，虽然过去早有耳闻，现在由他们的同班同学说出来，格外让人难受。
我想起已经去世的当年的两个老教师和一个年轻教师。
一个是鲁老师，曾经在我班班主任兼英语老师李老师不在的时候教过我们班一段英语，师生都知道他在高中“犯过错误”“下放来的”，所以不怎么敢管我们，但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最不幸的是，我们毕业后，善良他在小礼堂讲课，（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教室不够，因为已经恢复了高中部），他头上的一块构筑房屋的木料突然掉下来，端端正正打在他头上！而所有学生都安然无恙！
另一个是教史地的赵老师，毕业于名牌大学，知识真是非常渊博，常常给我们额外讲讲古代诗人的一些奇闻轶事，讲长江源头就念一首藏族民谣。他妻子和他离了婚，他带着两个男孩，并不怎么会洗衣做饭。
估计这两个老师的遭遇大家都已知道，我就告诉他们朱老师已经死了，死前几天还和我们1班学生聚会——朱老师也是师范大学的，相貌英俊，会各种乐器，尤其二胡远近闻名，导演我校所有音乐节目，导演我班王牌合唱节目《长征组歌》。
朱老师教他们4班数学。
银行的吴小波同学就告诉我，邓老师也死了。
邓老师，体育学院毕业，我班副班主任。那时他也是刚刚分来。
记得作为学习班委的我，每天早上在黑板一侧写出当天课程，我曾经创造性地用英语写出，每课下来必填教务日志，什么课，哪一个老师上，课堂纪律如何……最后上课老师签字，为了填教务日志，我问邓老师他的第一堂课上的什么，开始他有些意外，然后摸摸我的头：“徒手体操。”
他们那一帮新分来的年轻老师几乎天天下午在球场上打篮球，个子都高，相貌都英俊：语文刘老师、数学朱老师、物理李老师、化学袁老师。
语文王老师也是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内向，但他写的《遥祭生母逝世十周年文》震动全校！
突然想起吴小波在银行，和我的班主任李老师的妻子是一个单位，就向他打听李老师的情况——几十年来同学们都不打听李老师，他在我们心目中永远威严不可接近。
他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教我们朗诵英语儿歌《小星星》，升降调都要反复严格纠正，一个女生不用国际音标而用汉字注音，遭到他的严厉斥责，以至于哭起来。
不仅是当年，就是现在，家长都会问自己的孩子班主任“恶不恶”，而结论都是恶好，严格好。
李老师是恶的，所以我们班是最优秀的，李老师对我是严格的，而我全校最优秀。我作文在各班念来念去；我数学总是满分；我写英语日记；我的美术作业被美术老师贴在墙上；音乐老师特别欢迎我加入他的兴趣小组；学生会办的板报总是点名我回答智力问题。
“李老师怎么样了？
我第二次问吴小波。
“他去年去世了，”吴小波低下了头，“他应该早一点去检查，唉。”
我和李老师分别几十年，历尽人世沧桑，我见过邓老师，见过刘老师，见过朱老师，见过物理李老师，见过数学龚老师，见过语文魏老师，见过美术冯老师，经常见到袁老师，语文王老师退休时还曾经向我告别，就是没见到过李老师，一次也没有！
这么优秀的一个教师，十年浩劫中和邓校长、刘老师、物理李老师、朱老师、邓老师、王老师、袁老师......，都下放到乡中学。
天不叫我见到李老师已是几十年，听到他的消息已是噩耗！从此我关于初中的记忆以及我生命的一份美好已经死亡，没有李老师的初中就像一个谎言。
4班的同学们问我要不要给我在我班教室前面来一张。
我说：“不必了，我给你们照就是了。
2015.1.26